五、宋明儒者之民间兴起，以匡扶世运，及孔子之至圣先师地位之确定由隋唐历五代，而有宋明儒学之复兴。

首先是后生可畏章，《论语》中的原文是：子曰：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 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《红楼梦》第八十四回的前半段是试文字宝玉始提亲，贾政查问宝玉近来的功课，宝玉说老师安排了三次作文。

曷克臻此意为怎么能到此境界。这一句和《宪问篇》的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的精神相同。至于那个色呢，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，无人不好的。贾政说改得好，特别是下一句终无改其说乐矣，总括了前文的不亦说乎不亦乐乎，前后扣合呼应，所以贾政说此处找清上文，方是书理。贾政也是认为改后更通顺。

这第三个回合，由于贾宝玉等没有从正面来解释人不知而不愠的确切含义，只是在字面上做文章，所以我们也不好直接说杨伯峻胜出。对于当代读者来说，肯定是杨伯峻的译注对他们帮助更大。集大成的孔孟，都要传食于诸侯，靠政治关系吃饭。

群雄并立，利用群雄好风好雨的间隙，大家还可以选择较为适合的环境以自鸣其说。此系儒家对君主之基本态度，但此一态度能尽量发展吗？）然结果都受到政治之打击与束缚，其基本精神，不能继续下去。英国人读莎士比亚甚至读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不是复古，何以中国人读中国的古典便是复古？复古，不仅是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的问题。反宗教的传统，常是反对这种隔离性。

第三，我们应坦白承认是在流亡之中。所以真正说起来，欧洲近代的反传统，是有其自然的节制。

我们不能仅以政治工具的观念来主张读经。附记：本文所说的经，是以十三经为范围的。尚有一种人以为古书在古有当有不当，在今则无一当。新地理之发现，新技术的发明应用，都鼓励并保障了财富追求者，使其能冲破潜在人心之内及人心之外的各种限制，一往直前，把辉煌的产业，摆在社会面前，使当事者满足，旁观者欣羡。

其次，宗教传统，有一固定教会为其负荷者，以与其它势力相对立。这两根脊梁，都常要求从文化的道德性与一统性中得到解放。这里乃是一个基本态度问题。1952年9月12日原载《徐复观文录选粹》学生书局2013年版 进入专题： 读经 。

真正说起来，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反传统主义者，实以想改变社会生活习惯，社会生活秩序为内容的。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例子，像我们许多浅薄之徒，一无所知的自己抹煞自己的文化。

欧洲不仅没有反掉宗教。于是这一反，便直接反到经的本身，反到传统的根荄，等于要连根拔起。

中国的反封建，缺少社会性的明确对象，却直接指向中国文化中心的经上面，其与欧洲反封建的意义，自不相同。但这只可出之于社会的提倡，而不可出之于政府硬性的规定。大学则应近于专门之业，以其所专者去治经，可不列在一般读经范围之内。但马克思以小资产阶级者生于资本主义鼎盛之19世纪，而倡导共产主义，此一事实，已否定了其本身所建立之大前提。此一说法的问题是在于其所谓对经有研究的是哪些人？其有研究是自己觉得，还是社会公认。在他这两大战略中，我看不出哪一战略是与成就科学与民主有必然的关系。

此一事实，使知识分子，可以自立于现实政治之外去从事文化工作，而不受到政治的干扰。目前反对读经的空气，实高过主张读经的空气。

问题是在两种相反的材料中，哪一种与经的本身有必然的关系。中国重视主宰性，中世纪重视皈依等），而仅就粗略的外形看，则与欧洲中世纪有相似之处。

因其可加以选择而即断定为不应读。有的是托古改制，如周官在中国政治历史中所发生的几次作用，及日本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。

考据校刊，乃专门之业，与经之大义关系不大。一是他的红学（红楼梦之学），也给当时青年男女以情绪上的满足。我们若暂时把道德与一统本身的内容区别，搁置不谈（如中国性善，欧洲中世纪为原罪。换言之，也可以招来生命力的束缚。

）最后，欧洲中世纪以宗教为中心的传统，其根据地在罗马。以上，我看不出反对读经者举出了充分理由。

胡先生只挂着科学与民主的招牌，凭着生活的情绪，顺着人性的弱点去反传统。但中国没有赶上这一幸运时机。

连苏联把文化的阶级性说得这样死硬，但现在连恐怖伊凡也拿出来了。但不必推之社会（此文听友人转述，但未亲眼看到）。

最低限度，中国向知性的追求，并没有受到以孔孟为中心的传统反抗。西方文化，自希腊以至近代，都是由社会财富所培养出来的。但中国的文化，本来是人间的，是世俗的。宋儒及明中叶以后一部分士人，渐意识到文化的社会性，而不把朝廷视为文化的函数，故儒学得到新的发展。

欧洲近代的开头，与反罗马教会一起的是反封建。中国的经，不能说都是常道。

一般人只知道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，而不知宋也是疑古的时代。并且中国的反传统运动，已较欧洲落后了四个半世纪，于是在此过程中，不能不多出许多夹杂。

有的则系原始精神之再发现，如路德宗教改革，特求之于《圣经》的直率的语言。以下试将时下流行的几种反对理由，略加以考察。